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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基于政治生存环境和自身政治实力的考量,围绕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孕育和打造出了独特的纪念话语框架,极大充盈了这一革命旗帜的历史内涵。
节日与纪念日在构建社会文化认同与政治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为建立“革命”的时间政治秩序,试图将传统节日移于“国历”的节庆体系之中,并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与替代旧历节日的办法。国民政府的政令规定,旧历岁时节日一律移于国历相同日期举办,由此出现了两个中秋、两个新年等现象,引发了新旧节日的对立冲突。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等强制手段改造旧历节日,既陷入决策误区,又违背民俗民情,加之组织、动员与治...
安徽绩溪县宅坦村龙井胡氏的祠务管理,有八个“班”子轮流负责,一年一换,班子的成员由现任成员和部分族人参加的祠务会议协商推举产生。班子的工作由祠务会议商讨进行,或成立专门组织去执行,这种小组名称颇为现代化,如称作“委员会”,负责人叫作“主任”。宗祠处置宗族大事,如祭祖、修缮祠堂、维护祖坟、故世族人木主的安放祠堂仪礼、救济族人的“平粜”等。主持胡氏宗祠事务的班子由民主协商产生,办事的祠务会议是民主讨论...
濮院镇地界嘉兴府属嘉兴、秀水、桐乡三县之间,是著名的丝绸专业市镇。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该镇被太平军占领。五年间,一批地方精英活跃于团练、安民与善后事务中,成为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政权轮番动员与倚靠的地方力量。对沈梓《避寇日记》的解读,可见地方军事化与精英权力扩张对地方自治与地域认同的促进作用有限。战争并未引发精英阶层社会构成与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型。
1926年冬,天津八善堂冬赈救济会开始承担起大规模施放冬赈的责任。该会在选举会长、会董等职时,吸纳了众多官员和商人。在筹集善款的过程中,该会得到以褚玉璞为首的官员及各商人会董的强大助力,除一般劝捐、劝募外,还采取义务戏这一新型筹款方式筹款。在办理冬赈过程中,八善堂冬赈救济会将城厢、四乡、战线各灾区贫民分五等进行查放。此外,八善堂冬赈救济会还充分利用和调动会长、会董的力量,与政府层面积极合作,政、警...
民元广东军政府打击盗采私运灰石的罪行,使香港青洲英泥厂无法获取廉价灰石,英商利益受损,从而引发中英交涉。英国提出从广东获取灰石等要求,都督胡汉民拒不妥协,案件因而搁置。二次革命后龙济光督粤,李开侁署理广东民政长,继续处理此案。为满足袁世凯结好英国的需求,原本尽力折冲的李开侁对英让步,决定增开灰石矿以尽快结案。广东各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反对结案办法,电请中央挽救,引发舆论风潮。但此举与袁世凯的意图相悖...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引领青年运动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运动方向的口号与时代同频共振,经历了多次演变。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方式、话语体系的“标志性符号”以及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方式,引领青年运动方向口号的百年演变,折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牺牲、创造的斗争历程,勾勒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彰显“坚...
近代中国海港检疫经历了从地方共管到中央统管的发展历程。19世纪中期,海港检疫虽在若干口岸建立起来,但既未被纳入地方行政体系,也未形成独立的行政部门,而是附属于各地海关税务司,成为海关、地方政府与各国领事合作办理的临时性事务,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临时性拨款。1894年香港鼠疫暴发后,疫情开始在各口岸蔓延,海港检疫受到各口岸领事和海关税务司的重视,其内容和形式逐渐复杂化,经费来源亦多元化,形成多种模式并...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基于蒋介石的反动言论和行为,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新军阀的概念,并指明了新军阀媚外压内的本质及派系斗争的特征。就新军阀战争的认识上,中共既指明了新军阀混战的原因,又揭露了新军阀战争争权夺利的性质,同时还指出了新军阀战争的频繁与庞大规模。在新军阀统治之下,人民群众受到了沉重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极端困苦,基于此,中共给出了解救民众于苦难的办法,并引导其走向革命之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西北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建国之重要基地。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着力经略河西走廊,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甘青宁三省,游说马步芳、马步青兄弟换防。1942年,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蒋介石巡视西北一个月,密切中央与西北各地的联系。国民政府加强在河西走廊的军政控制,对于解决新疆问题、维护西北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的提出,一改国人视嘉...
抗战胜利后,中国农村破产趋势仍骇世惊人。为解救日益严峻的农业危机,中国建设协会及相关专家学者总结与反思战前农业建设之得失,开始转向谋求农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以应对“现代农建”诉求之新转向,这一“新转向”背后隐含的历史规律及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改革与动员农民贯穿于革命与建设始终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亦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胞兄蒋介卿因惊吓而死,蒋甚为悲痛。蒋介石在奉化休养期间,前往拜访的国民政府官员多顺道吊祭蒋介卿。在稍后蒋介石为其兄举办葬礼时,侍从室等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筹备和接待事务,国民政府高层及各地方官员则纷纷前往致祭。葬礼内外并不是单纯地祭奠逝者,官员们的话题与交往丰富而多面,私人交谊与政治空间也在此交汇。国民政府官员群往参祭的背后,虽有部分交谊成分以及商洽公务的需要,但更多的则是官场的功...
地方保守文人如何应对文教剧变,是中国近代文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活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聚合了大量江苏武进及周边区域保守文人的武进苔岑吟社,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新近影印出版的武进苔岑吟社社集、新发现的社团报刊、社员诗文集等史料,恰为武进苔岑吟社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材料。此社团文人以其生活世界为主要场域,进行着种种保存传统与调适自我的日常实践。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统治岌岌可危。政治与财政危机交织,濒临崩溃的清政府为筹集军费,在举借外债无望之下,做出仓促筹发战争性质的爱国公债之举。危机之下,清廷财政资源动员与汲取能力极度虚弱,爱国公债募销过程中多数官民反应消极,只能依靠清朝亲贵及官员变相的捐纳。袁世凯回京担任内阁总理后,借用兵施压内廷隆裕太后及王公亲贵,迫使皇室财政以内帑购债与勒捐亲贵的形式强制摊销公债以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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