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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为研究对象;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清朝中叶,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活动经历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七个阶段,以揭示其发生、发展、兴盛、拓展和高峰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的史学批评著作,创造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为形成中国史学传统...
近2011年来关于当代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引起了一些学科研究者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关系到各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关系到各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向,也关系到各学科走向世界的路径。我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准此,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似亦应循着...
清代的古文,正如《清史稿·文苑传论》所说:“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所谓“文、学并重”,正如清诗的特色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清代古文也是“文”与“学”的统一。
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
张慕陶是中国现代史上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直被作为长派汉奸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史舞台上出现。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对托派汉奸张慕陶提出与历史定论相悖的观点:一,托派汉奸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康生等人强加在张慕陶头上的不实之词,二,张慕陶在历史上的活动和行为证明其并非托派汉奸;三,张慕陶由于坚持抗日反蒋被蒋介石电令枪杀,是一位坚强的抗日爱国志士。
汉学研究中之三大分支蒙古学、藏学与满学,在现代中国以满学起步晚于蒙古学而早于藏学,而其研究成果远不及前二者之博大精深也。满学研究领域从30年代开始,学者们提出的疑难问题经过长期反复讨论辩驳,不厌其详地争论不已,半个多世纪以来迄未取得学术界都满意的共认。需要指出的是,近20年来,满学家们急起直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成果喜人。然其中仍有不少老大难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取得大家共识,似犹有待。...
本文着重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历史条件,以及推翻清王朝后革命派未能保持政权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很长时期不支持甚或反对革命,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和革命党人实行过短暂的合作。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以发动革命的最有效的口号是“反满”。“反满”口号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革命党人中是...
日本战败投降之际,对日交战的几个大国首脑均就战争的胜利发表过讲话,这些讲话都强调了对历史耻辱的洗刷甚至报复。① 而与这些国家元首所不同的是,1945年8月15日,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发表了一篇由自己亲自执笔起草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其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的新形势要求执政党和参政党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共同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参政党建设来说,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作为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是研究一个学科的科学方法,它主要揭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质、基本规律、文化蕴含以及学术前沿等等,研究方法论以科学的方法为研究一个学科提供整体性思维和基本原则。
 淮海战役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役,它的胜利轰动了全党、全军、全民,轰动了全世界,不仅有其伟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我有幸作为粟裕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头至尾跟随他参加了淮海战役,对淮海战役有切身的体会,在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快要到来之际,回顾如下几个问题,以示纪念。
《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蒋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西安事变重要当事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
 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应该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范。但中共党史与现实政治又有紧密的联系,这是不能回避的。因此,处理好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就成为这门学科实现良性发展的基础;创新是学科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前提,相比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共党史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诸多需要创新的地方。同时,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国外学者与中共党史有关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此谨谈点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不一定正确,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不乏有人曾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含其前身)在历史上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但是,这部分同志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并非是孙中山“招回旧部”,而是严格执行了中共相关决议的结果。而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决策,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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