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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51-165 共查到知识库 中国古代史相关记录1786条 . 查询时间(0.53 秒)
海昏侯墓中的“大刘记印”龟钮制形玉印合乎刘贺的王子侯身份,印章有官方的性质,却又不见于已知的官印制度系统,显然属于君统之外的贵族宗法系统印章。“大刘记印”玉印指向性明确,表示海昏侯国始封君的宗法身份。“大刘”之“刘”,与汉家属籍中的“诸刘”相关,为皇家枝庶之族;“大刘”之“大”,源自刘贺始封海昏侯国“太祖”之号。“大刘”为“诸刘”宗属中始祖的标识,其与刘贺的海昏侯始封君爵号紧密联系。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
南宋建立之初,重建了不同层级官员的言事渠道,但受动荡政局、恶劣政情、臣僚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言路未能取得应有之功效。在绍兴末秦桧去世、金欲败盟的局势背景下,王十朋等“五贤”利用转对纵论和战、国政。由于奏事内容切直,助推了主和“国是”的改变、朝廷人事的调整,故而此事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完全确立,也与士大夫舆论的集体塑造密不可分。事件作为庶官言事议政伦理的典型实践,...
清代禁酒与粮食问题     清代  禁酒  粮食问题       2024/4/8
清朝统一中国后,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及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口数量得以迅速恢复并出现了快速增长,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至清中后期,人口增长峰值超过4亿人,因而清朝成为古代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节约粮食以供给新增人口维持生计的需求,清前期(以康雍乾三朝为主)提出过严厉的禁酒政策并颁布了相关法令。加之清代是中国灾害的多发期,由此导致清前期出现...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哈密危机”随着土鲁番的迅速崛起和成化以后明朝的应对失措而愈演愈烈。在钦定“大礼议”之后,明世宗起用熟悉西北边疆事务的王琼,令其全权处理“哈密危机”。王琼认为采取“通贡和好”的措施,重建西域秩序,方能解除来自西域的军事威胁,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在明世宗的全力支持下,王琼的主张得以实现,“通贡和好”成为明朝中央与西域地方各政治体交往的主旋律,西北边疆治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
晚明言路失序始于对张居正的清算,新进言官的崛起动摇了既有的权力与名分秩序,造成新旧对立与公论解体。以出位之禁为起点,明代言路政策屡次调整,士大夫亦提出重塑言路秩序的诸多方案。东林视公论为天理之公的外在发用,以道德的正当性作为政治活动合法性的基础;亦有士大夫主张讲求职掌、别白虚实,通过制度裁衡公论。但前者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后者需仰赖运转有效的行政机制,在万历天启年间无从实现,遂形成公论纷纭、言路...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
戏捐是针对戏剧演出活动所征收的一种税捐,属于杂税杂捐。戏捐的开征,是在清末新政地方财政支绌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酬神演戏,寓禁于征,以此为基础,规定凡娱乐演戏,一律征捐,目的是以无益之浮费,供有用之要需,成为当时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清末,戏捐的开征时间,各地不同,征收机构、捐额不一;各地多自定章程,自行征管,无统一规章条例,用途各异。
关于《尚书·甘誓》的研究虽汗牛充栋,然其背景仍比较模糊,有澄清的必要。有扈氏应不是甲骨文中的东方异族,而是夏之同姓;伐有扈的时间应发生在夏启之世,而非夏禹和夏后相之世。夏禹时曾出现的五星聚,给今人思考《甘誓》的背景带来一定启迪。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应是说有扈氏对夏启鼓吹的灵异天文现象不予认可,并否定了夏启执政的合理性。所谓“天之罚”,并非夏启借“天”之威滥杀无辜,而是强调有扈氏自绝于“天”...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     清代  云南  食盐  产销布局       2024/4/8
中国古代食盐专营,盐税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划界行盐是实现专营的重要保障。云南是清代十一大产盐区之一,亦实施划界行盐,但其特殊的盐政制度与食盐产销布局变迁过程又与东部海盐、北部池盐区存在明显的差别。云南盐井分布相对集中,与海盐、池盐相对稳定的产销布局不同,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形成与演变十分复杂。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
自正统以后,明代乡试资格考试逐渐确立,科举配额制在嘉靖年间开始延伸至乡试以下,参加乡试的名额逐渐以通过的资格考试类型分为正科、遗才和大收,并主要以儒学为单位定额分配。这种资格考试中的科举名额,在按学校科举实力强弱分配的基础上,也遵循地域平衡原则,并有四项基本的增减机制。同时,乡试资格考试中科举配额制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决定了地方科举经费中“乡试考生费用”编征的名目和群体数量,两者呈现出相通与联动的关...
同光之际,清廷一度收回了督抚们掌控的大部分军政权力,却始终缺乏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同光朝廷对于重建庙堂儒学和经学消极迷茫,而理学廷臣恪守程、朱教条,无所作为,与地方理学家因时变通、经世致用的取向反差鲜明。晚清内弱外强的文治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和扭转,学术文化主导权的地方化遂不可逆转,从而加剧了清朝的崩溃之势。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顺治十八年颁布的迁海令是清朝初年的一项重要法令。作为海禁政策的高峰,迁海令的出台是清朝调整对海战略的必然结果,“汉奸献策”之说并不可信。海禁强度受到军事战略的影响,厉行海禁并非清朝的唯一选择,也不是顺治君臣的最初选项。在招抚郑成功的策略下,海禁有所宽弛;在攻剿策略下,海禁趋于严厉。由于招抚的失败和攻剿的失利,原本起辅助作用的海禁成为清朝打击郑成功集团的主要手段。在现实需求与历史经验的引导下,顺治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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