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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却并非一心如枯井,死水微澜,仅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五四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     学术传统  五四       2008/3/17
说到“学术传统”,一般人多易将其笼统理解为古代形成的文化统绪或学术规范。但实际上,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学术传统”本身并非凝固不变之物,而是一种处于不断积累和新陈代谢之中的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它既汇聚了各时代文化的沉淀物,也在不断扬弃某些传统学术因素或范式。而每一时代的学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会依据...
赵翼的历史观     历史观  赵翼       2008/3/17
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合称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但赵翼与钱、王二人不同,他并不局限于史料考证,还通过史料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历代政治得失和治乱兴衰。《札记》全书36卷578条,其中考证160余条,而史事综合和评论400余条,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构成《札记》的主要内容和该书的一大特色。这些历史和...
在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因此,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三通”共同的特征为:注重“通变”,进而探讨“变通张弛之故”;反对空言著述,重视“实学”。最值得注意的两种重要倾向,一是注意于封建社会诸结构的考察,二是社会、文化史方向上内容的扩充。它以新的体制和思想内容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就叙事模式而言,体现出一种新的范式的转换。
在赣南、闽西和粤东这三个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中,赣南尽管以其众多的客家人口及保留完整的客家文化,被誉为了解客家、体验客家的最理想的基地,但在社会范围之内,它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冷落,以至于在一般公众心目中,但凡言及客家,必称闽粤。这就使得赣南客家人在相当程度上“失语”,从而造成赣州这一目前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局面。长此以往...
关于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近几年已有多篇文章加以论述,只是对其内涵、性质及思潮与流派的界定,仍颇有歧义。本文除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外,还将对这一思潮的流变过程、各时期特点及其复杂的历史作用进行一些分析,以就正于海内方家。
20世纪初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开始不断受到挑战,德国的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美国的鲁滨逊(Robinson)以及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都以反传统史学的姿态出现。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以其骇人听闻的书名轰动一时。五四前后留德中国学生将...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在中国     中国  新史学派  美国       2008/3/17
现代美国新史学,以鲁滨逊新史学派最具代表性。鲁滨逊(James Harvey Ronbinson)影响下的同事和弟子有,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贝克(Carl Becker)[2]、肖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3]、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4]、海斯(Carlton J. H. Hayes)[5] 和桑代克(Lynn Tho...
顾颉刚疑古学浅论     顾颉刚  疑古  方法论       2008/3/17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疑古”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顾先生的治学方法论有“中”、“西”嫁接的特点,他所选择的中、西两端的代表,一为胡适,一为崔述。顾先生“层累说”受到了崔述较深的影响,其治学方法也和崔述一样,一方面能够将史事的“原始状”与“传衍状”相分离;另一方面,亦由于过分强调史料的“当下性”而忽视了史料的“滞后性”,致使顾先生在疑古的具体操作中不免出现了某些误区。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断代  通史       2008/3/17
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欲总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故须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经济虽不脱中央集...
本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史学界有关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和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二、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三、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四、基础史学与说应用史学。
傳統中國史學在19世紀中業以後日趨式微,由於新時代的需要,加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衝擊,現代中國史學隨著20世紀的到來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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