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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华北国统区城市的粮食问题凸显出的城市危局,与内战环境和国民政府粮食政策密切相关。在战争环境下,天津等城市相继丧失经济腹地及周边地区、东北、江南的大部分粮源,造成外部供给不足。天津市政府沟通粮源的过程,体现了战后华北国统区的粮政管理主体涣散,即市内粮政归属社会局管理,但又要受粮食部及其派出的粮政特派员办公处、田粮处以及地方军事部门的管制。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因通货膨胀造成市场调控机制...
近年有学者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其要义是“关注生命”。“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史进入中国史学界以后,相关实证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记忆的原初理解,即人的记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学术研究加深,诸如文化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记忆空间等新词应运而生,似与“人”逐渐游离。这些记忆本质上均应有“人”,才能显得鲜活并且生动。记忆史似可与生命史学勾联而成...
望楼,又称瞭望台、瞭望楼。古代城池中一般设有望楼,它是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防御性建筑。明代为应对倭寇等海上势力的威胁,在沿海冲要与水寨信地布防,形成“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的海防体系组织。清代绿营防汛制度的确立,以千总、把总分领汛地,在沿边沿海沿江处所及关津要隘派兵驻防。在明清海防建置的时空背景下,中国海岸带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墩台、烽堠、望楼、炮台等军事地理景观,扼守主要海口,逐渐形成一...
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在和会的筹备阶段及初期,中方将“废止特权”与“平等原则”作为对德、奥条款的核心底线,并随着会议进程的深入不断推进对德、奥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在拒签德约后,奥约问题成为北京政府及代表团关注的重点,其能否顺利签订关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北京政府更是明确将奥约签订一事与加入国联绑定,并寄希望于英、美方面的帮助。
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
本书是由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出版的系列图书,计划每年出版1-2册。以介绍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及相关的学术著作书评为主要内容。本辑收录论文9篇,书评2篇。内容涉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服饰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丝绸之路文献谱系建设研究,对于了解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互动、古代服饰研究和丝绸之路概念来源等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史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之后,迄今在国际学术界得到长足发展。专门性的环境史学术组织不断增加,专业性的环境史刊物陆续问世,地方性、区域性和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史会议定期举办,近几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越来越重视环境史主题。那么,如何理解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意义,或者说如何诠释环境史对史学的创新?这是一个有不少解释和答案但依然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窃以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需要从根本上深...
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是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内中因由,并非在事件发生后即昭然著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原本清晰确定的自杀事实,经由国民党党媒的重塑与社会谣言的矫饰后,变为“病逝”与“自杀”相互交织甚而难辨真伪的“罗生门式”叙事。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仍...
以小见大是微观史学的特色。其合理性历经学界的误解和质疑,逐渐被认可。可是,由于当前研究往往就少量微观史作品谈其共性,尚未辨明其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因此对微观史学的概念理解仍显模糊,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争议也没有被澄清。基于对20余项微观史作品的以小见大逻辑剖析,可以分辨出“单子同构”“结构细化”“符号阐释”和“例外反推”四种类型。识别以上差异,有助于更精准地厘清微观史学与“全球微观史”“碎片化”“后...
古代中东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华夏和中东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交往也是中东文明演进的动力,由此构成了古代中东多元文明流变和互鉴的宏大全景图。中东不同时期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为杠杆来实现。交往手段包括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中东文明流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向...
1937年3月王宠惠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表示遵循和平路线,致力于改善中日邦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一开始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宠惠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反复举动,既受制于复杂时势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政治立场及...
1949年,政权鼎革。巨大的变化下,个体生命轨迹也不可避免跟随动荡。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青年助理喻世长,经历了政权鼎革前的恶性通货膨胀,靠着倒买倒卖维持生存。政权鼎革后,政治进步至关重要,喻世长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青年教师一起,争取权益,力图打破大学的既有格局。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希望进入组织体系,获得更多进步的机会。因为偶然的机缘,喻世长被选中充当特殊系统的信息员,成为大学里特殊的一员...
中国古代墓志名目繁多,圹志作为其中一种通常由亲族撰写而不托名笔的类型,颇能体现古代墓志文个人化和日常性的书写特征。自唐代韩愈《女挐圹铭》以来,经由归有光、钱谦益等明清文家的创作,圹志在文体学脉络及文人书写传统中,逐渐获得相对独立的类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5为施用对象的一类作品,既继承汉魏六朝抒写“下流之悼”的哀辞传统,又提升明清墓志文在描写个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学性。
张曾敭卸任浙抚后居京四年,虽屡有传言他将复起,却终未再现于政坛之中。辛亥革命后,张曾敭隐居涞水,后寓居天津直至去世,这段时间是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在涞水期间,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不问世事,与劳乃宣等遗民多有交游,但鲜有文字存世。1916年,天津发生了“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平日杜门不出的张曾敭突然出山,并为之奔走呼号,推波助澜,致此事成为津门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张曾敭对“二烈女”的关注,可视为他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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