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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全面了解了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
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龚育之回忆：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龚育之回忆：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的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