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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困境: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
徐世昌 民国初年 祀孔典礼
2024/4/7
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
民国初年外人“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民国初年 外人“损害” 赔偿问题
2024/1/30
民国建立之后,中外围绕辛亥革命中外人“损害”赔偿问题的交涉成为重要的事件,外交团组织各国参与的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该问题。该委员会制定了初步统一的处理方针与赔偿标准,以协调各国之间、中外之间的意见,赔偿也成为列强对华实施经济讹诈的手段。但列强之间在赔偿范围及金额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冲突与利益分歧。民国政府不仅承认了赔偿责任,并积极派员与委员会及外交团进行谈判,其背后则是为了获取各国承认以及银行团的善...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
处于激烈反帝制革命之后和艰苦反复辟斗争之中的“民国初年”,是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忽视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史之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时期,“民国初年”并非仅仅是无意义的“萧条”和“颓废”,实际上也孕育着现代文史之学确立需要的积极因素:学术研究的观念与范式、学术研究的风气与人才,正在发生“由旧入新...
王国维开创民国初年史坛新格局
王国维 古史新证
2013/8/1
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家王鸣盛在谈及他考史的方法时,便说:“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薄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迦兰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之以供佐证。”(《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所谓“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迦兰碑碣断阙之文”,皆为实物资料。同时,王鸣盛也称誉钱大昕“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轶前贤”...
论民国初年兵变之特点
民国初年 兵变 特点
2012/11/26
兵变就是以军人为主体的团体在内外因素激发下超越法律和军规而采取的严重集体越轨行为,具有特殊性、暴力性和越轨性三大本质属性。民国初年的兵变现象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时间特征、空间范围、行为类型、目标取向、形成原因、社会后果六个方面。
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
地方关系 中央 袁世凯 民国初年
2008/6/3
1912——1916年是袁世凯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旧的政治权威——清王朝的统治已被推翻,新的政治权威——袁世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中继承而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事实上尚未被各省所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处于脱节的状态。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杨认为: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几年内,最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1]实际上,就当时袁世凯政府所...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
民国初年 产业革命 辛亥革命
2008/5/12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即在1912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很快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热”。那么为什么会在民国初年兴起这场“产业革命热”的呢?其与辛亥革命有何关系?其结果如何?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