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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西学东渐时,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电”概念传入中国对译为中文,首先传入的是“电气技术”,随后才有“电气科学”著作被译介为汉语。而囿于传统中西知识体系的隔膜,中国学者无法细分“科学”与“技术”之间差异,将所有关涉“电气”的知识一概以“电学”命名归集,由此便出现了新兴的“专门学”——“电学”。随着各种“电气技术”广泛应用,相关的物理学教育制度的确立,“电气科学”著作也被更多的晚清士子所研读并深入思考...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话剧、歌剧等新剧种逐步兴起,形成与传统戏曲相对应的革命新剧。在晋察冀边区的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新剧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边区创建之初,戏剧工作者多上演外来剧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亡。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戏剧工作者开始以边区现实生活和斗争为素材创作新剧。至文艺整风运动前,晋察冀边区革命新剧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
国内学界对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认知基本建立在现代化的维度上,认为现代化推动了民众主义的兴起。然而在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崛起的过程中,阿根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转向,而现代化本身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用现代化的框架分析民众主义容易将“现代化”的概念泛化。事实上,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关键性节点往往会打破原有的发展路径,进而导致重大变革的出现,如1912年爆发的“阿尔科塔的呼声”正是...
卢沟桥事变后,由于中国守军的迅速溃败,北平很快被日军占领,北平娱乐业在日伪政府的要求下恢复了营业。北平社会面对沦陷的异常“平静”和娱乐业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突然面对“沦陷”的茫然甚至是逃避心态。随着战争形势变化,北平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北平娱乐业畸形繁荣的背后是众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和民众的“苦中作乐”,这强化了民众对“沦陷”的感受。与此同时,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管控和粗暴干涉进一步激发了从业者...
苇席业是白洋淀地区的一种支柱产业,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其发展的基础条件,农家维持生计的需要、销售市场的拉动以及政府减免税收等是促其发展的社会因素。多种因素促进苇席业兴盛发展,其产量可观、销售率高、销售范围广。作为一种支柱产业,苇席业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它关乎席民生活,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规模较大;苇席用途广泛,是普通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材料,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苇席业带动了民船运输业、席...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工业、城市社会的到来对美国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展开的管控与民众的个人权利发生冲突。其中,以强制接种政策引发的反接种运动最为典型。“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作为这场运动在司法领域斗争的高潮,折射着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卫生领域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艰难平衡。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了州政府利用治安权维护公众健康的权威性,并为防范政府以公共卫生之...
唐宋之际,诸多民族汇集交融于敦煌河西地区,多方政治势力交织,地域政治主导权或丝路经济控制权在粟特、吐蕃、回鹘、汉族等民族中交替或并存,为这一时期敦煌民族交融和文化互鉴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河陇地区,乃至西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吐蕃长期占领河陇西域地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自殷商时期就已存在的占卜习俗,成为唐宋时期河西,乃至丝绸之路诸民族文化互鉴的媒介。敦煌文献IOL ...
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研究者的目光从巍巍庙堂逐渐下移至市井民间,扩大了对人类历史的认知范围。一百多年间考古材料的巨量出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也助推了基层民众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历史学成为一门更有温度的学问。敦煌出土的大量木质简牍、纸质文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民众史资料,无疑是研究古代基层民众历史的极佳个案。
政治信仰是人类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导航和规正个人其他信仰取向的功能,而且也是国家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支柱。然而,受社会转型、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民众出现了政治信仰淡化、封建迷信滋生、社会诚信缺失等一系列现象,培植民众政治信仰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必须通过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关注民生建设、完善政治信仰制度体系等多方面举措,引导我国民众坚持...
为推动全国高校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的交流,提升研究生学术能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拟定于2018年5月举办“首届山东大学中国史研究生学术论坛”,论坛主题为“20世纪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现公开征集参会论文,诚邀各地中国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同学报名参加。论坛主题:20世纪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权的稳固不仅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机器维系,还必须仰赖一系列合法性资源的拱卫,其中包括幸福观念。上海解放后,当政权建设的紧迫性遭遇百废待兴,中共不得不另辟蹊径,挖掘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以快速获得政治认同,对市民的幸福观改造就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幸福观的形成和固化无法依赖于单纯的意识改造,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幸福观的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
2012年12月1日至2日,以“抗战时期都市民众日常生活(1931—1945)”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随园校区南山专家楼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副校长朱晓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会会长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汪朝光、《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平、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南京大学张生、山西大学历...
武昌首义后,各地民众同情、拥护、支持革命,不少官吏对朝廷亦反戈相向,清廷众叛亲离,民心丧尽,瓦解之势成,革命于是迅速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而各地“独立”之主持者、参加者、拥护者,目标多集中于反满复汉,对此次革命所奉之主义未必真理解,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鲜有正确认识,这就使革命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总之,民众的政治倾向、觉悟水平与辛亥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酝酿、发动和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是旧式农民运动(民变)普遍高涨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追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如果没有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成熟;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主张,没有革命派的主动争取联合民众、教育民众,旧式农民运动也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期开始向民主革命的方向转变。这正是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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