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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历史学 明代相关记录111条 . 查询时间(0.121 秒)
均徭法佥役的关键是量计各役轻重并为之排序,在随从皂隶已经折银的背景下,统一用银计价,便成了均徭法推行的客观要求。成化初年向均徭编剩人户征银制度的施行,表明各役用银计价的预算体系已经确立。随着成弘以来用银、用力两大夫役体系的逐步构建,各役用银计量的价格渐被称为“额编银”。在审编环节,银、力差额编银皆是给各役进行计价排序,故两者在性质、表达上无任何差别。在应役环节,银差多按额编银征收,而力差则“准银以...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
明代站籍进士的身份来看,站籍因站役而起,来源主要有四种:元代遗留站户、囚充站户、军充站户、永充夫役。在永充夫役中,湖广站籍最令人瞩目。湖广站籍的形成与洪武时期的垛军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垛军的过程中,站夫因承担了特殊差役而免于垛军,但站户又因此需世代承充站役,并在洪武二十七年全国驿传改革中丧失了转换为轮充的机会。嘉靖年间,随着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的展开,站籍的应役方式由亲身应役变为官府雇募,工...
明代净军考论     明代  净军  宦官制度       2024/1/30
明朝将因违反律例罚处充军服役的阉宦称为净军。净军出现于洪武年间,最初由犯罪宦官充军而来。正统以后,因私阉之风兴起,为遏制民间自宫恶习,明廷参照阉宦犯禁律令,将大量自宫者发配充军,使净军群体迅速扩大。净军主要被发往上林苑南海子、南京孝陵及边地卫所应役,并由宦官机构负责管辖,其或耕种,或戍守,晚明时更有充任禁军者。由于身份特殊,净军在经济上较一般杂役户略享优待,个别者还有投机进取之门路,不过大多数仍是...
明代约问制度为军民分治背景下的军民相干词讼由各自主管衙门相约会审的司法制度。因其难以应对空间阻隔、本位主义和武尊文卑等因素带来的故违淹滞、贻害民生等问题,成化、弘治之际,在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下,明朝政府开始改革约问制度,先后通过调整礼仪、升县为州和就近约问等措施,最终实现约问到并问、委托并问的转变。此后,地方衙门逐渐掌握军民相干词讼的审理权,较为彻底地革除了约问制度原有的弊端。并问制流行之后,约问...
有明一代,士大夫离开官场时的情形或有不同,致仕之后的生活方式却颇为相似。朝廷规定,官员致仕需返回家乡。虽处江湖之远,但是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乡居的士大夫秉持“致君泽民”的政治期许和社会责任,并不认为致仕即是功成身退。身在家乡,他们仍然担负着教育子孙、扶助亲族、建设桑梓的重任,甚至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勇于向朝廷进言,力求有所匡正。
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     明代  军制演进  衰败期       2024/4/8
明代军制在正统至嘉靖年间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其实质是从军事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发展。卫所屯军从军队分离,大多数军士按作战任务组织为营兵,并定为经制。以户供军制度几近解体,世兵由户役向职业兵转化,不强制世袭的招募军兵和不入军籍的招募民兵相继出现。官兵上升通道由封闭转为开放,将校选拔平民化。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军额大幅增长,军事人才济济,军队战斗力提高,军力比较强盛。万历中叶以后,明朝治理能力跟不上军制...
在明初国家政治体制变革的过程中,都察院通过按省分道的方式,加强了对地方监察机构的统属关系。十三道与地方布政司一一对应,垂直管辖所属地方刑名等事务,并带管在京及直隶府州等衙门。都察院十三道在复核地方案件以及直接审理在京案件的一般运作中,皆按照告人之名籍分道处置,而在参与重大案件会审时则另有专司负责。随着都察院审理案件的减少以及御史差职的渐重,御史一人兼管数道成为普遍现象。万历时期,〖JP2〗朝廷规定...
明代京营制度新探     明代  京营制度  三大营格局       2024/1/30
洪熙至正统时的京营为“大营、五军”体制,唯勋臣一人主管,其主要功能是亲征扈从。三大营格局的正式确立及内官提督皆在“土木之变”以后,万历《大明会典》所载“旧三大营”是迟至嘉靖前期才完全形成的营制。嘉靖中叶以前,京营总体规模变化不大,但官兵缺额、差占渐多,团营、两官厅频繁驰援边镇,代价高昂而收效较低。“庚戌之变”后更定营制,大幅缩编,其功能最终定位为坐守京师。于谦之后,文官在营中的权势始终不高于勋臣、...
自永乐朝始,以“远运”为基调的漕运体制逐渐替代洪武年间的民运系统,开启了明代漕运制度从支运到兑运的改革进程。从“三运之法”到“运法三变”,军民联运的格局由纯粹的运役掺入了更多的经济因素,以“改兑法”的实施为标志形成了理论上的“粮皆军运”。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运始终没有彻底退出漕运舞台,运军成为漕粮运输的主体才是“运法三变”之实质。
明代舆论空前高涨,并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初,重典治吏,士习卑下,舆论沉寂,生气索然;至中后期,政局常变,文化多元,舆论日兴;逮及明末,时局衰微,纲纪颓弛,舆论的多元诉求几乎一律转为救世讽时的哀惜和呐喊。明代舆论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的集中体现,也是官民意志与集体利益的别样表达,还是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的互动表征。
辽东地区是明朝经营东北的核心地带,承担着重要的边防任务。洪武初年,明军北渡进入辽东,旋即进占重镇辽阳城,明朝在辽东的边防建设由此展开。辽东的城镇建设以洪武朝为始,正统朝基本完成。边墙修筑稍晚于城镇,自正统朝开始,成化朝基本完工。明中期以后,城镇与边墙在功用上实现了结合,共同构成了辽东防御体系。在整个体系中,辽阳、广宁二城分别成为统筹辽河东、西防御的核心城镇,也是抵御蒙古、女真各部内犯的重要堡垒。
辽东八站作为中朝间交通要道,也是明、鲜、女真活动的边疆区,在明前期并未得到有效控御而未被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事实上,明初太祖皇帝对辽东八站“空其处”的措置方式源于洪武年间对外政策调整和经略辽东的具体实践,进而影响至整个明前期。朝鲜使臣在此使行情境中,衍生出了以辽东八站为“华夷大界”的印象元素,即便是成化以后该区域逐渐建立起完整的边疆防御体系和地方治理系统,并有大量中、朝人口流入,这一印象在思想层面上...
自正统以后,明代乡试资格考试逐渐确立,科举配额制在嘉靖年间开始延伸至乡试以下,参加乡试的名额逐渐以通过的资格考试类型分为正科、遗才和大收,并主要以儒学为单位定额分配。这种资格考试中的科举名额,在按学校科举实力强弱分配的基础上,也遵循地域平衡原则,并有四项基本的增减机制。同时,乡试资格考试中科举配额制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决定了地方科举经费中“乡试考生费用”编征的名目和群体数量,两者呈现出相通与联动的关...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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