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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现的“新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议论。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和感性的,甚至是混乱和错误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新爱国主义”的由来、表现和特征,充分认识“新爱国主义”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层意义——“新爱国主义”的说法,是近年来出现的。但它又不只是一种说法,一个概念。“新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是中...
党的制度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认真考察这3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首先,党的民主执政体现在它的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比苏维埃时期的选举制度具有更大的民主性。苏维埃时期的选举是间接的,而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是直接的,民众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各级参议会再选出同级政府。有关选举的配额的规定也是更为平等。苏维埃时期规定,农民居民30人选一个代表,工人居民13人选一个代表,而边区对不同阶级、阶层一律公平对待。同时,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政权选举的形...
第一,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中如何争取民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要求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政策,不仅要顾及这一党派这一阶级,而且要顾及那一党派那一阶级。如,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也要交租交息;一方面要求资本家要适当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出工出力,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毛泽东说过: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要使各界人...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表明,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具有掌握局部政权、保持局部执政政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具有驾驭根据地政权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具有运用根据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具有坚持执政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具有从严治党,保持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党从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执政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前,曾经有江西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在这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延安时期不仅有显著的历史特点,而且党在这一时期执政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干部的培养,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在党的局部执政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和作用。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党的局部执政的特点与经验,对于新时期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还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却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要理解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必须透过表象看本质,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制度体制之上,发挥了巨大社会潜能的新的历史现象。
从1949年到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始终认为,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而涉及国际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反对别国干涉,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角度、分三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供研究参考。
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内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3月5日,毛泽东在复电赫鲁晓夫时向其交底,他指出:...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为了促成与台湾当局的和谈,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管道是必须的。这一时期里,主要是通过密使故旧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却采取了军事行动,击退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骚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这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存在和平解放或武力解放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  
 从1987年5月研究提出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方案,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宣布建立公务员制度,到1993年10月实施公务员条例,再到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务员法,共经历了18个春秋。我有幸参加了从研究提出公务员制度,起草公务员暂行条例,到起草公务员法的全过程,而且是唯一一个参加了全过程的人。
我从党中央、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20年了,那时的工作渐渐成为历史陈迹。不过,我仍常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国对外开放是在什么情况下起步推进的;何以能够较快打开局面,取得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实绩;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应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参与决策和组织实施的“过来人”,我觉得以下几点应认真研究与总结,以对新的发展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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