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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本是一个传统经学的概念，具有经学史上分期、分派的意义。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陈寅恪首先提出“宋学”,是指宋代的文化。在后来的“宋学”研究中，“宋学”成为了一个史学概念，主要是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宋代儒学做的历史的研究，他们所预设的前提甚至反对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宋学”研究，围绕“宋学第一人”展开的争论，典型地体现出两种...
儒家“宋学”之“新”何以可能？----张君劢“新宋学”的意义
儒家 宋学 张君劢 新宋学
2008/1/7
张君劢的思想号称“新宋学”，有鉴于此，本文的讨论将紧扣着“宋学”与“汉学”的比较来展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张君劢的新宋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宋学”？即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本土性的、接续着儒家的某种学术传统的言说？同时，它又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即在什么意义上是儒家的一种现代性的、而非某种“原教旨主义”的言说？最后，这种言说存在着什么样的得与失？
一 新宋学的提出
张君劢的“新宋学”，是在1...
宋学与《宋论》（一）
2007/12/20
——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学术界一般所谓“宋学”，乃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此所谓“宋学”，显然即指宋代儒学；而钱先生对“宋学精神”的概括，亦可谓切当而精辟。...
宋学与《宋论》（二）
2007/12/20
症结就在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开启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而“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熙宁变法）始”。王夫之对于熙宁变法的这种评价，是南宋以来士大夫的主流观点，而王夫之的“创意”不过是把对熙宁变法的否定延伸到作为其先河的庆历新政。搞清楚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是宋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我对此已写过两篇探讨性的文章（《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中州学刊》2004年...
宋学与《宋论》（三）
2007/12/20
正公集》卷十八）。庆历二年（1042年），经范仲淹、富弼的推荐，孙复被授以国子监直讲。观此，宋初三先生和李觏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这是确然无疑的。王安石在《策问》中有云：“圣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后。”（《临川文集》卷七十）余英时先生指出，这里的“本末”相当于“体用”，而“体用”即胡瑗教学之法的“明体达用”（第305-306页）。我同意此说，但王安石的“本末”思想当更源于范仲淹的“立朝有本...
宋学与《宋论》（四）
2007/12/20
的权势），它应该走“行则以治邦国，不行则以教子弟”的两行的道路，当“世衰道微”时，儒者个人应谨守“出处进退之道”，不要结为群体以与“庸君奸相”争是非。王夫之的这个结论包含着很合理的成分，即他创发了所谓“走‘民间儒学’之路”的先声；但我认为终未免消极，因为相对于儒家“二帝三王”的政治理想而言，现实的政治多少都有些“世衰道微”，如果儒者个人安于“隐”而“教子弟”，那就未免涣散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
经学史上的宋学，是指以讲义理为主的宋代经学派别（后延续到元明），即宋代义理之学。它大体上是以理学诸派为主体，并包括了当时重义理的其他治儒家经学的流派。宋学是对汉学的扬弃和发展，它以重义理、轻训诂为特征，而与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而忽视义理的汉唐训诂义疏之学相互区别。
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学 《宋论》 《朱熹的历史世界》
2007/9/12
学术界一般所谓“宋学”，乃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经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意识及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对其进行注解、诠释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主流。自两汉以至清代，历代儒者对经典中记载的周天子宗庙庙数、祭祀礼制进行探究。由于受依据经书文本的差异、思考方法的不同、对经书态度的分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说。清儒在沿承以往历代儒者，尤其是汉儒、宋儒对此问题提出的有...
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全文]
2007/8/2
学术界一般所谓“宋学”，乃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①]此所谓“宋学”，显然即指宋代儒学；而钱先生对“宋学精神”的概括，亦可谓切当而精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