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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马克思主义 我的回忆相关记录26条 . 查询时间(0.079 秒)
回忆苏格拉底》     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       2014/5/29
回忆苏格拉底》。
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结束,包慧僧同我一起去上海,他带我到上海把我交给党中央也是他这次去上海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在天津住了一夜,当晚包主张利用空余的时间去欣赏天津有名的京戏,但我对此无甚兴趣。翌晨即乘轮,经过四天之后,抵达沪滨,我们上岸后,乘着一辆马车直到蔡和森的住所。这是党中央的机关,我们就在这里住下。蔡和森为法国勤工俭学生之一,当时党中央委员,《响导》机关报的主编。他的外表有点与众不同,身材高而不...
我的回忆》目录     我的回忆  目录       2008/12/15
我的回忆》目录。
在1923年春,由于我们得到刘子通先生的回信叫我们立即去北京,因而我和徐全直就积极准备动身。我通知了我的父亲并要求他给我旅费,他很迅速地就把旅费送来了。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已经来了一大群送行的人。男的、女的、教师、朋友、和同志。有的背着照相机为我们拍离别的纪念照片。我的父亲也来了,我当时由于内心里充满了兴奋、希望和喜悦,冲淡了父女之间惜别的情感;同时,送行的人太多,接应不暇,没有...
莫斯科的春夏之交是很接近的,一到五月,当那隐藏了好久不露面的太阳闪耀着大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的热力就好像是中国的夏季一样。约在六月初学校就开始放暑假,而且假期相当的长,有两个半月之久。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也开始放暑假,各民族将近千人,当然要分别安排,俄国内部东方的各小民族有的回到本地的夏令营去了,有的被送到别处。中国、日本、朝鲜、新疆、波兰这几个民族的学生(以中国为最多),被送到离莫斯科约70俄里火...
我们学习的范围,并不限于学校的课程方面,如由负责同志们报告或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等,都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题材;同时指定一部书分章一同阅读逐章讨论等等。据同志们说:当彭述之在那里时常作报告向同志们讲解各种问题,从历史唯物论、经济学乃至中国历史等等,对他们作了很多的贡献。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彭述之回国后,继任的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他也是湖南人,是同彭述之同时去莫斯科的(一九二一年),...
1924年秋,我的旅费和行装都准备齐全,护照也办好了,并由日葵托朋友约好几个同伴一齐动身。一天的早晨,我的同伴和送行的同志和朋友都聚集于大前门的车站候车室内。除了我和新近加入S.Y.的刘仁静妻子史静仪是到莫斯科东大,另一S.Y.的青年同志准备自费进莫斯科大学外,其余的都不是同志。其中有一个是与驻苏领事馆有密切关系的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政客彭昭贤。为着便利和安全起见,北京党部和日葵商讨之后,决定我办留...
在1924年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派李大钊、张太雷等到苏联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附带决定我和他们一同去,在途中比较方便和舒适些,这显然是中央对第一个去苏联学习的女同志之一种优待。当瞿秋白将这个消息传达给我时,我是如何地狂喜和兴奋啊!但有一个困难的问题横梗于我的胸中,使我异常困恼,就是当时凡是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都是自备旅费(后来去的都是由苏联供给一切费用),需要200元,还是...
我们这次学潮之所以获得如此惊人的胜利,固然是由于我们少数人的勇敢坚毅、不顾一切的奋斗精神,因而获得了大多数同学的同情与支持,但除些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的推动和指导。
我十五岁时,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旅程中一个最紧要的关头;同时也是决定未来前途的关键。自从我在职业学校毕业后,父亲便不再提起我继续读书的问题了。也许他因家境日渐衰落,他的负担过重,想把我的学业从此告一段落吧!然而在我自己方面,深深地感觉到这样结束了读书的生活心里十分难受和不甘愿,于是我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父亲,要求继续升学。他本来极愿意培养我的,经我这一提醒他便来信叫我准备投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不过...
十月书屋准备出版陈碧兰的回忆录,要我写一个序。我只能以女儿的身份,趁这个机会表达一些深切的怀念。从最幼年可记忆的时代开始,我已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很寻常的女人。在白色恐怖之下,镇压的急风暴雨常常把我们这小小的家庭弄得朝夕不安,奔走躲避无形或有形的致命威胁。在如此狼狈的情景下,母亲始终尽可能不让我这个刚起步的幼儿蒙受残酷现实的冲击。当危险已迫在眼睑时,依然镇静自如,跟父亲用俄语商量,让...
由于述之不能忍受党中央违反组织程序和传统的官僚指派工作的方式而拒绝去香港,并曾声言从此也不接受党中央的生活费,当然也不愿意继续居住党的机关,只好自己设法租房子住,自己想办法生活了。但述之和我一向是职业革命者,我们在革命时期,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党的工作,因而把社会上的一般朋友关系都丢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此,我们不能从任何方面得到援助。同时,由于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我们都被列入黑...
在1927年12月末,当我们到达上海时,正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瞿秋白的中央把述之和我连同我们几个月的女儿一起,三个人安排在同孚路柏德里中央交通机关的一个楼梯底下三角形的地方居住。这并不是住人的,而是一个放粗东西的地方。既无窗户,当然也没有阳光和空气,里面只有一张床,不但没有任何家具,即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我们晚上睡在里面,白天里连坐一下都不可能,述之就到楼上接头的...
在1927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的午夜,我的女儿诞生了。我的生产为着节省经费没有进医院,是在家里,只是请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护士来接生,当然这在设备和安全方面都不妥当,因我当时的身体已经十分瘦弱。本来在我当时的思想倾向,认为革命者,尤其是女子,有了孩子便会妨碍工作,因而不希望有孩子。但当护士将我的刚刚诞生的女儿洗得干干净净用白色的毛巾裹着放在我的身旁睡着时,一种天然的母爱便油然而生,我看看她...
在1927年“四一二”的前夕,我和陈乔年(陈独秀之次子)以及他的妻子史静仪一同住在亚东书局的编辑部,准备次晨乘轮船去武汉。该书局的老板汪孟邹为陈独秀的老友,他对陈异常尊敬。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的侄儿汪原放,侄女汪协如也加入共产党。我们吃完丰富的饯行晚餐之后,就参加他们家庭支部会议。陈乔年作了政治局势的报告。无论从报告或讨论中,我们都没有感到任何将要发生事变的迹象,对革命的前途都是抱着无限的信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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