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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沭河治导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协助淮河干流治理,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投入建设的首个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千里治淮第一仗”。工程建设之初,面对工地医疗卫生的多重困境,党和政府将卫生事业提高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建立工地医疗卫生机制,增强民工卫生意识,加强民工日常生活保障。这些举措在改善工地医疗卫生状况的同时,也保障了民工的身体健康,确保了工程如期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沂沭河治导工程中对民工医疗卫生工作的先行探索...
战争年代,军鞋是战士武装双脚、长征远战的基础物资,也是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保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以无偿征派和有偿代做的勤务模式,动员妇女制作布鞋支援军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承以往军需供给的经验,在新解放区适时推广军鞋订购模式,广泛发动各阶级妇女制作军鞋,并克服诸多困难输送前线。作为拉近军民关系的情感纽带,军鞋将身处后方手握针线的妇女与在前方火线上拼搏的战士拧成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地质学家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并获重用,进入国民政府体制内。全面抗战后,翁文灏主要负责与其专业相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属于“技术官僚”。全面抗战爆发后,翁主管战时经济建设,领域扩大到工业生产、资源开发、易货贸易等事业,随着权限扩大,也卷入体制内的政争。抗战胜利前后,翁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与行政院副院长,已逐渐变成“职业官僚”。1948年,翁任“行政院长”,更深地卷入官场纷争和派系纠葛之中。
1949年前后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策随之发生变化。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方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并逐步确立“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战略。渡江战役后,英国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会解放全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适当时机对其承认。1949年10月英国确立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19491979年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负面性被放大和强化:西方的政治是狭隘、虚伪的;西方的社会是混乱和充满矛盾的;西方的道德是自私、腐朽的。可以说,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西方形象是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而构建的差异化的他者,熔铸了作为建构者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它既展现了中国作家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取代、驱离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理想与...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革命动员和抗日情感的双重需要,中共在延安组织了规模浩大、内涵丰富的“五四”纪念活动,将延安打造为新的“五四”纪念中心。中共革命需求作用于延安“五四”纪念中,使得纪念活动凸显中共革命内容,发展出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并将革命宣教与纪念休闲有机融合,呈现出彻底革命化的纪念形态。纪念反作用于中共革命,完成中共的革命史重构、革命理论更新、革命领导权强化、革命方向集中,建设出统一的革...
“机会丧失论”是指学界关于1949年前后美国与中共曾有和解机会但最终失去的观点。最近解密的档案明确显示,1949年6月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之前,中美接触并不“秘密”,而是多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周密安排下进行;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美国仍试图放弃台湾来阻止中苏结盟,但中共为了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权稳定,决定先与苏联重订新约并结盟。事实上,当时中共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中共无法与美国和解,美国根本没有...
以往华北环境史研究因过于关注生态退化而忽视了人们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动性。自雍正五年(1727)京畿水利营田以来,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冀西河滩地形成了独特的修滩、种植、灌溉技术及管理制度,但因滩地洪灾频仍,流域生态环境退化,滩地持续萎缩。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滩地所在各阶层在生态退化中不断因应与调适,一方面通过持续的财力、人力投入和技术、管理制度变革,滩地逐步恢复。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迅速接收、占据青岛,随即执行经济统制政策,管制青岛的进出境贸易,对中共控制的山东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加之美军进驻,一时青岛各类走私频现,成为胶东走私的中心。战后青岛走私所涉群体既有凭借特权借机牟利的国民党军政公职人员、驻青美军等,又有因贸易管制、经济封锁被迫谋生的普通商民,甚至还有朝鲜籍人员,可谓错综复杂,呈现出显著的时代及区域特色。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冯剑教授学术专著——《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1900-1949)》2021年9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本书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天津城市民间借贷为研究对象,利用天津地方档案以及报纸、文献等一手资料,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进行了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利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有关信任、博弈等理论工具,对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国家与民间借贷的...
领袖像,是政治团体宣传、塑造形象的重要方式。学界对于全球范围内元首与领袖形象的讨论已十分丰富[1]。针对中共的现代领袖,学界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洪长泰认为,中共在革命时期对图像、文本、音乐、建筑、博物馆、节庆等媒介、符号和仪式的改造,并在苏联经验之外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2]。丸田孝志、薛云、李军全等人则聚焦在根据地时期的中共领袖形象之功能[3]。黄骏则以江苏地区领袖像发行为例,系统梳理了...
这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学术史著作,起讫时间为鸦片战争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近代中外的历史大变局,催生了并发展着与时代同行的中国世界史编纂。这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宝贵遗产,历史的启迪、经验抑或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本书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丰富内容、生动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某些规律性内容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近代以来,在国族主义浸润下,国人旅行旨趣由个人转向国家,旅行被视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国族主义旅行观。受此影响,光复初期旅行者对台湾的“旅行”“观看”,成为一种极具生产、创造性的文化行为,其旅行书写,则形成目的性的“知识体系”,用以增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双向认同。概言之,旅行者通过对台湾历史与地理的介绍,把台湾形塑成中华民族固有且不可或缺的历史领土;同时,大力宣传台湾的风光等自然资源...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课件第十讲 新中国两个“30年”(194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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