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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历史学 秦汉相关记录84条 . 查询时间(0.117 秒)
秦汉二十等爵制的终结,主要不是因为普赐民爵、爵位买卖等所导致的爵制轻滥。爵位占田价值的实现程度呈现两极分化,以爵占田的制度推动着爵位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双重发展,爵位与土地的制度联系遭到削弱,二十等爵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受到根本性动摇。至迟从嬴政时代开始,政治秩序从“爵—官”秩序向“官—爵”秩序转变,以爵任官的主动选择权丧失,到了汉代爵位彻底丧失任官权益,爵位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
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张显成教授主编的《秦汉简牍系列字形谱》,获2023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中华书局),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XZS001)和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2009YY03)成果,属中心规划的“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专刊之十六”。
海昏侯墓中的“大刘记印”龟钮制形玉印合乎刘贺的王子侯身份,印章有官方的性质,却又不见于已知的官印制度系统,显然属于君统之外的贵族宗法系统印章。“大刘记印”玉印指向性明确,表示海昏侯国始封君的宗法身份。“大刘”之“刘”,与汉家属籍中的“诸刘”相关,为皇家枝庶之族;“大刘”之“大”,源自刘贺始封海昏侯国“太祖”之号。“大刘”为“诸刘”宗属中始祖的标识,其与刘贺的海昏侯始封君爵号紧密联系。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的匮乏,学术界对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近年来随着秦汉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对古代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秦汉时期的“三环”、汉代“三日复问”和唐代三审制度进行探讨,秦汉之际的“三环”程序与唐代三审制度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秦汉“三环”程序所适用的对象仅为年七十岁以上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的犯罪,如果是“免老”以下者控告子孙不孝,则不适用“三环”的司法...
近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历史学会承办。来自海内外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物考古所及博物馆等学术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150余篇,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就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认为,本届研讨会收到的学术论文,既代表了当前中国秦汉史研究...
秦汉时代,大禹传说是巩固及拓展中国认同的重要文化元素。以大禹治水为内容的《禹贡》将天下构拟为“九州”,对汉王朝的区域控制策略有所启发,也为中国代表权的更替提供了合法性。秦统一前后,“禹须臾”等托名大禹的择日术为秦、楚两地共享,使文化融合有所依托,至西汉前期,秦系日书在故楚渐占优势,反映了民俗领域的区域融合。大禹传说亦盛行于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吴越民众传言的“禹葬会稽”,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都...
秦汉时期,边塞被赋予了限制亡入、亡出的职能,但北边的越塞现象仍然经常发生。其中,尤以边民的亡出最具代表性。在其时东北塞外,基于边民群体性越塞亡出的基本史实和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形成了两条“边民—亡人—蛮夷”的身份演生路径。边民跨越边塞成为“亡人”后,除有以“中国人”身份区别于当地“蛮夷”外,其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被辨识、建构成“蛮夷”。关于“亡人”“蛮夷”身份的辨识及二者关系的解说,既有深刻的历史...
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秦汉  里吏  基层统治       2024/4/9
秦汉国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划分行政区“里”,选任里吏,辅助官府统治基层社会。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改变以社会自治领袖为里吏的传统,规定里典、里老原则上由无爵年长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间秩序对官僚行政的阻碍。这一举措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加速了秦的灭亡。汉初调整政策,设置三老官属,有意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里老一职被废除,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深入里中。西汉中期兴起的循吏政治,推动在里中增...
“更始”在先秦时期由单纯表述时序更迭逐渐进入政治文化领域,秦二世诏书已将“与黔首更始”落实在政治运作中。两汉“更始”诏书多伴随大赦吏民、制度变更。吏民以“更始”“更生”取名体现出君民的互动联结。“更始”体现的受命改制在武帝时首先落实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元、成之后伴随汉室衰落,“更始”又增添了术数、历运义涵,表现为汉室“延祚”。东汉时期对大赦、改制等层面的“更始”均持保守、警惕态度。新莽...
根据秦汉住宅法律规定的内容可知,与住宅相关的权利主要有住宅不受侵犯、住宅不被毁损、能在住宅中进行有限商业活动等六种;与住宅相关的义务主要有住宅不得逾制,必须维护、修缮住宅,必须在宅院种植桑麻瓜果之属等七种。秦汉时期住宅法律规定具有涵盖范围广、延续性强、日趋完备合理和干预力度大四个显著特点。院墙在秦汉住宅法律中有特殊作用,是判定行为人是否违法的重要参考物。通过研究秦汉住宅法律文献,不仅可以丰富对秦汉...
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既是主家的财物,又是主家的“家人”。因其二重身份,私家奴婢既计入“财物簿”,又依主家著籍,计入主家总人口。私家奴婢承担国家算赋和一定的徭役任务,但作为主家财物,国家也有保护主家相关权利的义务。国家在承认私家奴婢财物性质的同时,也将其作为“人”进行管理,从法律上保障其生命权及其他权益。秦汉时期奴婢虽属贱民,但与编户民之间尚未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与唐代相比,其“物”的属性尚未固定下...
秦汉碑简文献透露出乡里编户民长期“多姓均势杂居”。这是秦汉王朝规划乡里编户齐民族姓的结果。秦汉爵制先后规定五大夫或公乘以下的吏民在乡里比地为伍,在分异令的影响下,庶民多为五口之家,姓氏观念与宗族意识比较淡漠。里的制度性反复拆并和迁民,不断离散自然聚落,剖散族姓,从而抑制基层强宗大姓的形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乡里族姓只在户口登记时才以书面形式呈现离散状态。
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反映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的税率下,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但实际产量每年是不同的,因此,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西汉后期,田税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但田税仍然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东汉章帝时,进一步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但并没有改变田税的征收方式。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相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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