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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历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记录17条 . 查询时间(0.157 秒)
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
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
“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即《读书杂志》1933年停刊至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这一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史学界出现了三种相对于社会史论战的学术转向,代表人物分别是陶希圣、郭沫若以及侯外庐。陶希圣转向史料整理而回避马克思主义,走回类似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验主义路径;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转向史料的整理与考证;侯外庐则潜心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运用。郭沫若和侯外庐从史料和理...
2022年3月1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课题工作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知幾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所党委书记杨艳秋研究员,课题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和课题组成员共10余人与会。课题首席专家左玉河研究员认真听取了...
郭沫若等人最早尝试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形成于《读书杂志》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虽分别基于“知其所以然”和从社会性质深入到社会史的两种研究路径而发起,表现为“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探求“唯物论的适应度”和为了考察社会性质而去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这两种研讨形式而展开,却都是有意识地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它是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产儿,其萌生、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深刻变革的文化选择过程。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前途的选择,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继承、创造、创新的选择。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的沃土,而非已逝的凝固之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揭开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崭新一页,成为古老的中国史学的现代存在形态。...
进化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伴随着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社会全史的认知上经历了从“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的转型,社会史撰述树立了自然史和史前史的观念前提,而五种社会形态论的主导地位也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吸收了社会进化史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出现了史观认知上的一些差异,由此肇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认知分化的根源。
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求真与致用、科学性与现实性,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初,便具有突出的实用性,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致用属性。这种致用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为现实社会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二是为现实社会提供深刻的历史智慧;三是以发现的历史规律引导现实社会前进方向,提供历史借鉴(经验教训)。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
恩格斯在其经典名著《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翅膀,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当然包括历史学的理论思维及其成果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既是历史学的学科理论,又是历史学的灵魂,在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中具有领军性意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标志就是运...
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疑是中美史学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剖析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美史学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建设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在我国史学界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下。基于此,笔者拟就冷战对峙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以及冷战结束后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略梳理,以期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其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关于史学的有系统的认识,这可以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本文试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史学尽管遭遇了许多挫折甚至失误,却也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摆脱了以往对唯物史观机械、教条主义的理解,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面临新的冲击和挑战,在反省历史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再次展现出...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因为偏离这一根本指导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而遭遇严重挫折。之后面对苏联解体、世界格局急剧变革的严峻挑战,又因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指导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活力。此间成就和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昭示了在新形势下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道路,即坚定不移地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严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战略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唯物史观所进行的理论反思。具体地说,是对那些在“文革”前曾经受到重视并引起热烈讨论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问题的再认识。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人们对曾经被视为适用于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说提出了质疑,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史学救国,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梁启超的名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为国人所熟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救国者们发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从而证明这个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个首要课题。我国前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是革命家,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进行史学研究,唯物史观帮助他们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制定出革命的政策与策略;史学著作则是他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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