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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结集。大体分为“满洲崛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几个方面。既从大处入手梳理脉络,把握大势,亦能从细微处透视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清初八旗制度”一篇,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对入关前满族的八旗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代表一代学人对清史的思考、总结和评述。
当回顾华南研究的学术史时,以往的研究成果似乎给我们一个错觉:对于广东和福建地域社会差异的印象,广东多祠堂,地域社会呈现了“宗族支配”取向;而闽台多庙宇,地域社会则是以庙宇为中心的联结机制。这是否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抑或我们对华南研究的学术史有一定的误解?
2022年4月16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和社科处联合主办的清人文集与清代经学高端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二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余名学者与会。
2022年3月12日,“桂子山史学讲堂”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在 “腾讯会议”平台线上进行。本次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本次讲座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担任主讲人,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锋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担任与谈人,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主持。
清初,归化城(呼和浩特老城)土默特地区被划定为朝廷的“官粮地”,推动了该地区土地性质的转变。同时,清廷给土默特蒙古族人分配“户口地”即份地,作为他们承担兵役、官差的报酬。由于这种兵役、官差负担沉重,土默特蒙古族人传统的牧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不得不将份地出典给进入该地区的汉族农民耕种,由此,该地区逐渐进入由牧转农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蒙汉人民开始广泛接触并以土地开发为基点结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合作关...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
清代漕河中的百万“衣食者”     清代  漕河  衣食者       2024/4/10
清代漕运年复一年,带来了繁复的运粮事务和巨量的货物流转,由此各色人群汇聚运河沿线,从事体力、商业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性的活动。运丁和水手是漕粮运输的主力,倚食漕粮运输以及附载的货物;纤夫和脚夫维持运河船只往来,以廉价劳动力获取生计;浅夫和泉夫等济运群体依赖漕事为生;商人与贩夫既包括各大商帮,也包括贩夫走卒,既包括坐贾行商,也包括各种服务性从业者。不少人群从传统生活秩序中“溢出”并结成新的生活共同体,倚...
清初,为保障皖江水上救生活动,安庆、芜湖、铜陵、和州等地纷纷建立起水上救生组织。清代,皖江救生组织经历了由地方官绅倡办与皇权主导,转向吸纳民资、与民共理。皇权主导时,皖江救生组织经费由财政负担;皇权有限时,经费则主要来自官绅商民的社会捐赠。此外,救生组织还通过租金、生息等方式获取经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衰退趋势,士绅力量逐渐崛起。
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是清代疫情期间常见的医疗实践活动。防疫方书的大量涌现是一次次疫病流行激发的结果,是疫情防控实践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染疫病人救治、防疫力量动员、防疫知识整合和普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作用,是相关人、事、物实现链接和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疫病、控制疫情、维护生命健康的一种“原动力”。
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中“人(人群)”的社会属性需要重新审视和估量。应该在文献梳理的同时,结合田野调查,以此为基础去体察生态环境及在生态环境中繁衍生息的人类活动。因此,研究者需要切身感受这种接近当时生存环境的谋生方式,并以此来重新界定即将展开的研究。以基层官员的籍贯与履历作为考察清代陕北黄土高原基层官员的环境感知和地方治理的依据,对他们的环境认知和环境调适的过程进行相关研究,可以捕捉和体悟他们在常规...
安化茶区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地之一,茶叶远销我国西北、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茶业经营活动中,安化遗留了大量与茶业相关的碑刻资料,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安化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控情况。从现存碑刻资料看,安化地方政府在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采办贡茶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试图构建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秩序,以保障茶叶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些措施对安化茶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保人参与到入堂厝棺、义园埋葬、棺柩归籍,以及归乡、就医、领养等各类同乡组织救助中,是整个救助体系得以循序运行的关键,是救助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且为受助者承担着担保责任。“熟”是选择保人的关键因素。以熟作保,在当时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法律制度之下,成为了最便宜有效的构建救助组织与受助者之间关系、实现救助目标的方式。以熟作保在城镇各类事务中的广泛存在,显示出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在城镇的延续和发...
清代乾嘉以后,地方政府为解决盗窃等犯罪“情重法轻”的困境,创设了锁带杆墩之法。以嘉庆朝四川总督上奏为开端,锁带杆墩逐渐摆脱了“非刑”身份,但也形成了一省一例、多有抵牾的参差局面。实践中,锁带杆墩形成了依照条例适用与权宜适用并行的局面,虽然施行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犯人脱逃与借机讹诈的问题。锁带杆墩同时包含了耻辱刑与自由刑双重属性,以及惩罚、限制再犯与改造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微服私访”是指换穿便服、隐瞒身份对疑案民情进行实地访查。作为一种以官为主体的司法手段,微服私访通过奉旨、官遣、亲访、遣员或托民的方式启动,在清代民刑疑案、州县治安以及监督监察中起到了侦查取证、缉捕罪犯与司法威慑的作用,但地方一人政府下的权力集中化与证据辨伪困难等因素限制了其适用空间。民众钟情于清官私访的“集体无意识”,促成文学作品对微服私访司法效用的夸大。官方文本则借助于权力的“话语资源”影响民...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为加强对中西贸易的管理,“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行商拖欠外商债务,成为中西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商欠案发生于康熙末年,乾嘉时期不断发展,直至道光年间终结。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及宫中朱批奏折中,选编有关行商商欠案史料,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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