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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真实的历史被称为“史实”,而有关历史的记载被称为“书写”。毫无疑问,历史书写应以呈现历史真相为目的,但是因为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复杂的,即使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也只能从某一方面去叙述、书写。如果再考虑到书写者的主观偏好、价值选择等,那么历史书写必然带有书写者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判断。因此,通过历史书写来把握真实的历史,至少需要考虑书写者的主观视野和价值立场。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
二战后日本的“战友会”群体,是以乡土地域、家族血缘或其他社会关系为纽带,借助战场上凝结起来的生死情谊,由日本二战时“乡土部队”发展而来。该群体既是战争亲历者,又是二战后较早的一批战史研究者,他们关注二战缅甸战场,采用微观战史的书写体例,编纂参战师团、联队史志集,出版个人战记与回忆录,形成了官方档案之外的珍贵“一手”文献群。
本书围绕着近代国人对“月亮”感知的变化主题,由月亮的近代新知(如月食和月球新知识)传入、论争、接受作为切入点,探讨国人对月球新意识、新观念的产生、演变,进而探究诗词和小说中月亮的文学意象之变化和书写,延伸到“嫦娥奔月”各种戏剧的新编与排演、各式“月球旅行”科幻故事的想象、中秋节日习俗在近代的变迁,以及“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考释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内容构成。本书稿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寓人文思考于平白浅...
历史书写一直面临体验缺失的困境。即便书写人的故事,进入反思状态的感受性文字实际已经远离了体验的原初状态。体验是一种沉浸,一种现象学的前反思,一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就此而言,无论通过史料、回忆还是空间感受,对历史中人的体验的追溯都无法实现。体验的呈现,终究需要从自身出发。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历史书写是否一定是回溯性的。一个人记录自己日常体验,并在未来利用这些体验进行非虚构创作,是否可以看成是关于体...
明熹宗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是天启年间炙手可热的宫廷女性,出身低微的她以哺育之恩得到皇帝尊崇,又因与权阉魏忠贤的对食关系而饱受东林诟病,被公认为阉党集团的象征人物与内廷靠山。经过崇祯朝廷的钦定逆案、明清之际通俗文学的演绎,及清代官修《明史》的盖棺定论,原本仅满足于在后宫作威作福的她被塑造成残害忠良、谋朝乱政的“妖姆”,对明末政治生态恶化负有首要责任,这一定程度是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历史书...
第二次西学东渐时,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电”概念传入中国对译为中文,首先传入的是“电气技术”,随后才有“电气科学”著作被译介为汉语。而囿于传统中西知识体系的隔膜,中国学者无法细分“科学”与“技术”之间差异,将所有关涉“电气”的知识一概以“电学”命名归集,由此便出现了新兴的“专门学”——“电学”。随着各种“电气技术”广泛应用,相关的物理学教育制度的确立,“电气科学”著作也被更多的晚清士子所研读并深入思考...
第二次西学东渐时,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电”概念传入中国对译为中文,首先传入的是“电气技术”,随后才有“电气科学”著作被译介为汉语。而囿于传统中西知识体系的隔膜,中国学者无法细分“科学”与“技术”之间差异,将所有关涉“电气”的知识一概以“电学”命名归集,由此便出现了新兴的“专门学”——“电学”。
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
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
20世纪20、30年代,美华左翼作家蒋希曾发表多部带有革命热情与阶级思考的作品,受到美国《工人日报》《新群众》等左翼报刊关注。《中国红》《金拜》《出番记》等以“自我”为原型,塑造了身在异域的失意革命者形象,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作家阶级认同的生成与精神指向的变奏。目前《蒋希曾档案》《蒋希曾文选》虽已面世,但仍存在资料空缺,文学作品自传性的佐证限度,也需加以考证。20世纪美国报刊对蒋希曾作品的刊载、对其活...
唐太宗屡次索观国史并亲自为“玄武门之变”定性,《旧唐书·太宗本纪》及相关列传以数序纪日叙述“玄武门之变”,其他列传也以相同方式叙述重大叛、逆事件。追踪溯源,《汉书·王莽传》最早使用数序干支结合的纪日方式来记录新莽覆亡、刘汉更始的历史,经过《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正史的发展完善,到唐五代时期,这种利用纪日方式变化贯彻“春秋笔法”,达到维护正统、惩恶戒乱目的的历史书写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其思想基础...
2023年7月6日,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跨文化研究领域知名学者颜海平教授做客珞珈讲坛第384讲,带来题为《互为的转写:生成的现代性》学术报告。校党委副书记沈壮海为颜海平教授颁发珞珈讲坛纪念证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主持。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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