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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悠悠岁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与文学、哲学并驾齐驱,高居“显学”之位,全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
学术界习惯上把历史著作区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孰优孰劣,这在史学史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当下谈论这个问题,恐怕仍然存在众口难调的现象。若把囊括从史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作称为通史,则不会有反对意见。这是因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从时间上贯通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成为通史的典范,时间贯通的史著为通史成为共识。可是,人们还相应地普遍认为班固《汉书》为断代史,故而若称关于某个朝代...
“会通”与“断代”都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两种体裁的史书编撰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由于史学家们各自旨趣的不同,曾经产生过“会通”与“断代”孰优孰劣的不同见解。司马迁着意于“通古今之变”,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著作《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代中期;班固则更看重究一代始末,编撰了完整贯通整个汉代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这两种史学编撰体例虽基本相同,但视野各有不相同。唐代史家刘知幾...
传统史书编纂以纪传体正史为主体,纪传体正史编修自《史记》《汉书》以来分为通史、断代两途。后世学者比较《史记》《汉书》,论司马迁、班固优劣,或主通史,或持断代。主通史者,优《史记》而崇司马迁;持断代者,宗《汉书》而褒班固。两派各持一端,争论不断。
中国传统史学属于叙事史学,与近代史学属于分析史学性质不同。传统史学以叙述历史事实、保存历史记忆为基本职能,为了满足叙事角度的变化,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了适应叙事时段的选择,出现了通史和断代史等不同的叙事体裁。所谓通史,是指其叙事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而是跨越多个王朝,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具有纵贯古今的特点;所谓断代史,与通史相对,是指其...
清末以降,在“西学东渐”之风的浸染下,中国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以西方理论为基本框架的近现代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色彩则在“西学”映衬下变得日益黯淡。事实上,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持续地展开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当前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中国古代史学难掩其理论价值,不断展现出理论光辉。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厚重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理论价值,不仅是推动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2018年,国内学界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学者们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进一步从资料、视角方面进行深化,并继续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近代史学史上的著名史学家及其著作、史学史的具体问题也都进行了考察;对口述史的发展及存在问题、中国公众史学的建设,学者们也讨论较多;学者们还对全球史、概念史、大数据史学等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回顾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70年,除却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学术交流、相关学科发展等因素,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的积极作用也应当引起注意。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理论革命;历史教育对中国古史研究提出了持续不断的现实需求;历史真实则是中国古史研究持之以恒的信念。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其成就之一就是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兴起。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它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史学的面貌。当然,如果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评鉴的话,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社会学化、区域化取向以及刻意求新的风尚,等等。在未来新时代历史学构建的进程中,...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
大致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进入了一个新的治学阶段,开始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考辨古史的具体成果,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即其自谓“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在这一背景下,他吸收当时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进行了相应调整。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变动之处。但是,治学阶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古史观念的转变,无论“考索之功”还是“独断之学”,其背后的核心观念都是中国旧有...
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学科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属草创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史学史学科才获得了全面发展。此时,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遗产,不仅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提升了这门学科的科学化水平,而且壮大了学术共同体、开启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
研究历史,离不开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与方法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这一期笔谈缘于在武汉大学的一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讲座,于沛等先生即是讲座的主讲者。《史学集刊》的编辑孙久龙先生学思敏锐,在讲座过程中即要求我组稿,得到诸位先生的允诺。于沛先生曾长期主编《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是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著名专家,其他参与笔谈的作者,虽然术有专攻,但并不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道”中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在19世纪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和这一新的世界观的阐发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今天,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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