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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
二战后日本的“战友会”群体,是以乡土地域、家族血缘或其他社会关系为纽带,借助战场上凝结起来的生死情谊,由日本二战时“乡土部队”发展而来。该群体既是战争亲历者,又是二战后较早的一批战史研究者,他们关注二战缅甸战场,采用微观战史的书写体例,编纂参战师团、联队史志集,出版个人战记与回忆录,形成了官方档案之外的珍贵“一手”文献群。
亚述帝国的蝗灾与防治     亚述帝国  蝗灾  防治       2024/4/7
亚述帝国时期,蝗灾令人颇为忌惮。蝗虫数量惊人,危害范围广泛。亚述国王不仅重视消灭蝗虫卵,而且将收集和捕杀蝗虫的数量作为考核官员治蝗工作的依据。亚述人将蝗虫作为美味,飞鸟啄食蝗虫也有助于灭蝗。亚述国王身边的术士也利用法术参与治蝗,他们将各种异常天象视为蝗灾爆发的征兆,认为神灵可以带走蝗虫等害虫,于是向相关神灵奉献供品,有的则焚烧蝗虫等田间害虫及其虫卵的塑像。在国王的指导下,亚述帝国的灭蝗工作取得了局...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
本文讨论解放区20世纪40年代移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分析二者发生的原因以及与此前移民垦荒的不同,在这一背景下理解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诞生。通过比较《兄妹开荒》与本事的差异,论述解放区新文艺的展开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述人民文艺如何立足现实,不断调整焦距,引导和推进历史前行,体现了文化与历史“两种真实”的辩证运动。
1949年,政权鼎革。巨大的变化下,个体生命轨迹也不可避免跟随动荡。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青年助理喻世长,经历了政权鼎革前的恶性通货膨胀,靠着倒买倒卖维持生存。政权鼎革后,政治进步至关重要,喻世长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青年教师一起,争取权益,力图打破大学的既有格局。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希望进入组织体系,获得更多进步的机会。因为偶然的机缘,喻世长被选中充当特殊系统的信息员,成为大学里特殊的一员...
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载了300余幅(组)政策宣传图像,反映了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舆论导向。《解放日报》根据政策宣传要求,主要运用以文选图的模式,时宜性地刊载了系列所指、能指同构的图像。所刊人物图像注重转移法运用,突出领导、英雄人物形象的号召、榜样作用;叙事图像强调对应鼓动,以真实、典型形象体现动员的生活化、对应性。
目前最早有关川江木船船帮名称的系统资料见于清代嘉庆八年的巴县档案。清代川江船帮本身主要是在应办官差的诉求中由官府倡导下形成的。嘉庆八年,重庆巴县一带已经有下河十一帮、小河四帮、大河八帮。这种状况持续到民国时期,当时重庆仍有上河七帮、下河八帮、小河四帮。清末民国时期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北西部其它一些城市也有大量船帮存在,而且呈现行业帮与地域帮的重合交织状况。一般来说,川江船帮可分成地域类船帮和行业类船...
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成为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
清末到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与正史、方志、族谱不同的是,墓志从微观的角度记录历史,是研究个人史、家庭史和民族史的重要材料。从墓志材料可以看到:在婚配方面,女性的婚龄逐步提高,一夫多妻的现象较为普遍,处于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在生育方面,婴孩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共存,母亲经历着生育之痛;在教育子女上,严厉的母教是与父教同质的,母亲在遵循母教传统的同时,也紧贴时代,改变着教养子女的方式和内...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
中国古代墓志名目繁多,圹志作为其中一种通常由亲族撰写而不托名笔的类型,颇能体现古代墓志文个人化和日常性的书写特征。自唐代韩愈《女挐圹铭》以来,经由归有光、钱谦益等明清文家的创作,圹志在文体学脉络及文人书写传统中,逐渐获得相对独立的类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5为施用对象的一类作品,既继承汉魏六朝抒写“下流之悼”的哀辞传统,又提升明清墓志文在描写个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学性。
清中期以来不少宁波人纷纷来沪经商,并创立四明公所为同乡提供助葬服务。公所内部以地产营收为主要资金来源,并以入堂捐、卖材收入、存庄生息等方式辅之;外部有乡人常规捐款和各会不定期助款。此外还有公开募集作为获取大额资金的“非常手段”。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为公所助葬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公所助葬体系的构建始于义冢和殡舍的设立,并逐渐扩展到施棺赊材以及运棺网络的编织。与此同时,公所也在不断完善原有...
伴随养马业的需求与饲料的匮乏,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在西汉被引种入华。两汉之际政治中心东移洛阳,苜蓿被随之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在北方的种植远盛于南方。在农牧互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隋唐承袭北朝,苜蓿的种植范围打破南北界限,此或亦为南北整合的具体表征。随着苜蓿被纳入税草征收体系,以及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用途渐趋广泛。作为域外物种和草本植物的苜蓿,逐渐打破了农耕民族的“厌草”情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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