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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美国饱受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内部矛盾的困扰,并且受到来自欧洲列强的海上军事威胁。美国海军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结合了英国的海权思想和本土的进步主义思想,主张取得制海权,建造强大舰队,鼓励军事技术创新以及对外扩张。海军主义带有明显的精英色彩,是一种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社会思潮,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是这一思潮的核心支持者。为了获取民众对海军的关注和支持,上述海军主义者通过科普读物、报纸...
以小见大是微观史学的特色。其合理性历经学界的误解和质疑,逐渐被认可。可是,由于当前研究往往就少量微观史作品谈其共性,尚未辨明其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因此对微观史学的概念理解仍显模糊,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争议也没有被澄清。基于对20余项微观史作品的以小见大逻辑剖析,可以分辨出“单子同构”“结构细化”“符号阐释”和“例外反推”四种类型。识别以上差异,有助于更精准地厘清微观史学与“全球微观史”“碎片化”“后...
近代广东既是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又是川滇黔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往学者认为,近代广东鸦片进口替代率较低,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事实上,约自1880年代开始,土产鸦片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品质,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对手,逐渐赢得了广东的消费市场。
前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成文法典。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对英属印度进行有效的司法管理,殖民当局决定组织东方学家和婆罗门梵学家收集和翻译梵文法律典籍,编纂一部所谓的印度教法典。1772—1864年,经过孟加拉首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东方学家纳撒尼尔·哈尔海德、威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等人的长期努力,英国殖民当局最终编纂出他们想象中的“文本化的”“权威的”、但同时也是“盎格鲁化”的印度教...
明治政府为侦查士族叛乱阴谋而成立了从事秘密探查的国事警察,后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而赋于了国事警察以监管言论的职能,不久将其更名为高等警察。明治政府及警视总监通过国事警察的情报活动掌握民权派的动向,并据此指示国事警察执行镇压对策。国事警察的活动不仅侵害民众的自由权利,而且阻碍近代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更暴露出明治政府依靠警察对民权和民主运动的镇压来维持其统治的本质。
古代中东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华夏和中东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交往也是中东文明演进的动力,由此构成了古代中东多元文明流变和互鉴的宏大全景图。中东不同时期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为杠杆来实现。交往手段包括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中东文明流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向...
自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格兰封建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王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国王和郡守为典型代表,大致呈现三个阶段。首先,三次郡制改革体现了诺曼征服后国王加强地方统治的决心,且国王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动。其次,郡守的身份地位和职能属性反映了国王所推行的地方代理人制度,表现为封建王权对地方社会的主动介入。最后,郡守对国王的反抗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权之间...
均徭法佥役的关键是量计各役轻重并为之排序,在随从皂隶已经折银的背景下,统一用银计价,便成了均徭法推行的客观要求。成化初年向均徭编剩人户征银制度的施行,表明各役用银计价的预算体系已经确立。随着成弘以来用银、用力两大夫役体系的逐步构建,各役用银计量的价格渐被称为“额编银”。在审编环节,银、力差额编银皆是给各役进行计价排序,故两者在性质、表达上无任何差别。在应役环节,银差多按额编银征收,而力差则“准银以...
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是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内中因由,并非在事件发生后即昭然著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原本清晰确定的自杀事实,经由国民党党媒的重塑与社会谣言的矫饰后,变为“病逝”与“自杀”相互交织甚而难辨真伪的“罗生门式”叙事。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仍...
朔方郡是汉代北方边疆主要的屯田区之一,地处干旱至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与衰落均体现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借助黄河和湖泊水源,汉政府将朔方作为“屯田实边”的据点,引导大量人口迁入,发展旱作灌溉农业。但大规模密集型农业生产和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消耗自然资源,影响原生植被。西汉时期,朔方地区还承担着为内附匈奴部族生产、输送粮食的任务,因而加剧了区域生态压力。人类的破坏与自然...
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顾维钧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但伪满拒绝顾维钧出关,造成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围绕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和走出满铁附属地,李顿调查团及其派遣方国联、顾维钧及其隶属方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驻外使领馆及其背后的外务省、伪满及其操纵者日本关东军之间展开激烈的抗议折冲与协商妥协。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实质不仅关系伪满傀儡政权的内外“合法性”建构,而且涉及调查团及国联在东亚的...
川汉铁路自筹款开办以来就存在严重的股款亏蚀问题,累计银额达数百万两,四川州县租股局和成都川路总公司的当事路绅对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保护既得利益不被干涉和非法利益不被查处,成都路绅先后回避、拒绝和反对清廷的收路查账旨意及干路国有政策,同时还“打倒”了提出保款主张和附股方案的同乡京官。这些矛盾冲突背后的利益之争作为一大动因,直接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与湘、鄂、粤三省...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
1937年3月王宠惠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表示遵循和平路线,致力于改善中日邦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一开始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宠惠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反复举动,既受制于复杂时势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政治立场及...
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最早收到省札后就可称“新授某官”,这很普遍。其意义一则突显中央权威;二则官员提前注授职务并允许入衔,有利于稳定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按道理新官上任后应去掉“新授”字样,直接称“某官”,但地方官往往上任半年内,在与中央的往来文书中,仍称“新授某官”。这一时段类似“试用观察期”,一方面新官用来适应新岗位,亦享有“免责”的优待;另一方面所在机构、监司、台谏会监督新官的表现,及时淘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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